他们和第一代领导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既可以算作第一代领导人——至少门罗可以列入，也可以算作是第二代领导人。

[50]在法国对地方自治的司法监督，是指省主席代表中央政府请求行政法院的法官撤销地方所颁定的自治法规和决议，此项监督也只限于合法性监督。在第二层平衡关系中，法院不仅需要在具体行政案件中定纷止争，也通过具体案件的发挥其政治功能。

当然，这些传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控方式的有效性，是建立在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基础上，为了管理和制约地方政府，中央采取了包括由高位领导兼职、不同层级和地域间领导的轮换等方式，而这种控制方式被各层级执政党和国家机关所复制，以至于不会发生弱化[4]。而在自然资源利益分配时，法院站在了地方政府的立场，对明显失衡的中央与地方利益格局尽力协调。而在应对地方竞争中的负面问题时，行政诉讼可以起到调适中央与地方利益、维护中央权威的制度功能，从而保证在宪法框架内展开地方良性竞争，为单一制国家的发展注入多元化的动力机制。此时，法院作为深嵌于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中的司法机关，显然在行政诉讼的管辖和审判中无法脱离具体的政治语境。17. 具体请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强制拆除问题的批复》，法释〔2013〕5号，2013年3月27日。

[15]这场案件最终以甘肃高院的改判而结束，但其直接表征了在行政案件中法院进行司法审查所触及的权力架构与制度惯性。行政诉讼对于纵向权力关系的调整具有关键作用，这意味着行政诉讼可以强化中央政府权威、实现国家法制统一，确保地方性竞争在中央可控的框架内进行，并为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资源配置和利益纠葛提供了制度化处理方式。可以说，从1975年宪法到1978年宪法再到1982年宪法，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逻辑。

宪法是根本法，为什么老是改？1980年酝酿修宪时，曾提出和讨论过这个问题。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要使宪法"成为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先得制定出一部好的宪法。抛弃疾风暴雨式阶级斗争的做法，不意味着找到了解决超出供需矛盾的诸多社会矛盾的好办法，更不意味着解决供需矛盾的办法可以直接成为或者可以替代健全民主和加强法制的基本办法。

鉴于此，宪法修改委员会决定不以现行宪法、而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来修改宪法。那么，现代宪法所遵循的根本法则是什么呢？ 从现代宪法的历史来看，人类认识和把握并通过宪法制度表述出来的带有根本意义的法则主要有三：一是价值法则，其核心为人本和自由。

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确，1975年、1978年、1982年各出一部新宪法，三、四年一大变，七年出三部，在和平时期的世界宪法历史上可谓罕见。三是程序法则，它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和运作体现程序理性。"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但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宪法如何规定解决阶级斗争的"程序"？"公民权利"是否只能限于宪法而且限于1978年宪法？又如，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宣布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不等于各阶级、阶层、群体间的矛盾在客观上就不存在，更不意味着这些社会矛盾可以因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而自动解决。

例如，1978年12月，三中全会公报认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从是否修宪，到由谁来修宪，按何种程序修宪，以哪部宪法为基础修宪，尤其是修什么、不修什么，这些都不是简单的政治决断，更重要的是，体现着对宪法的某种规律或法则的苦苦求索。1981年，《关于建党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特别强调，必须巩固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绝不能让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在任何范围内重演。首先是关于修宪究竟以哪一部宪法为基础。

惟有良法而非恶法，才具有为人遵守、不可侵犯的内在力量。无良法则无善治，无贤人则无良法。

如此看来，宪法之道，与其为变革之道，毋宁为不变之道。根本之道，大道也，即所谓根本规律、普适事理。

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怎样规定公民权利。同时，不仅增加了公民权利条款的数量，而且恢复了1954年宪法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扩大了公民的政治权利范围，增加了对公民权利的程序性保障条款，增写了关于公民基层自治权利的规定，明确了权利与义务一致的原则。这才是真正辩证的改革哲学。回顾1982年宪法修改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启迪。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例如，改革开放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不仅能够支持改革开放的决策和过程，而且可以容纳和消化改革开放所导致的道德文化和社会政治方面的诸多积极的和消极的结果，并能够把消极结果最小化、把积极结果进一步转化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团结的动力和资源？法律的作用如果不仅仅在于恢复和维护被"文革"破坏了的秩序并巩固和维护现有秩序，那么，法律还应当做些什么呢？当时，学界关于人治与法治的讨论、关于法律本质的讨论、关于民主与法制关系的讨论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讨论，为确立民主和法治的大方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但是，对于究竟应当制定什么样的宪法和法律以及怎样制定，却不是很清楚的。

当初以1954年宪法而不以1978年宪法为修宪基础，说到底，是因为1954年宪法要比1978年宪法较好地反映了价值法则、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的要求，体现了现代宪法尤其是社会主义宪法的一般特征。根本法则乃宪法道之所本，道之所在。

我们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这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由于宪法规定着国家制度的基本事项，是治国的总章程，而是因为宪法体现着某种根本规律或法则。1980年，邓小平发表题为《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不过，就当时的背景和条件论，这又是可以理解的。除了叶剑英任主任，宋庆龄、彭真任副主任外，103名委员里，既有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王震、许世友等，也有梁漱溟、叶圣陶、史良、费孝通、荣毅仁等。

"宪法之道，也就是某种内在于宪法又立于宪法之上的规律或法则，是宪法之为宪法的根据。1975年宪法意在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贯彻落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从现代宪法的角度看，是1954年宪法的一个倒退，同时，也证实了在没有法治的情况下，任何政治意愿都是可以通过合法程序写入宪法的。和平时期修宪之通例乃是以被修改的宪法即现行宪法为基础宪法。人民主权的政治法则主要解决政治动力和政治正当性问题，程序理性的程序法则主要解决制度设置和程序正当性问题，它们通过在公共领域里解决价值法则的有效性问题，构成宪法制度，并通过使用权利语言，从人权或自然权利中推导出若干政治权利和程序权利，构成宪法权利。

1980年9月成立的宪法修改委员会，虽非野无遗贤，但也称得上群贤会集。人本即一切为了人，为了一切人。

近年来，修改宪法的呼声不绝。这样的法则如何论证和阐发，表现着特定国家和文化的理论能力和哲学风格。

由于政协代行过人大职权，从《共同纲领》到54宪法，政治协商有许多成功的经验，政协在文革期间又有不幸的遭遇，加之人大和政协的作用都要进一步加强，因而两院制问题被提了出来。古人所谓天道、地道、人道，说的都是大道。

进入 夏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8203;最高法律效力 阶级斗争为纲 根本法则 根本大法 保障公民权利 合法性基础 社会矛盾 解放思想 法律权威 。法律要确实居于权力之上，法律之上还必须有法。当此之时，更应当对宪政原理探幽究微，对修宪主张慎之又慎。法律之上若没有法，就像权力之上没有法那样，也是会走向专横和任意的。

这种觉醒，既显示了对"文革"期间无法无天状态的厌弃和对社会稳定和公民权利的向往，也透现出在经历人治暴虐、德治落空之后必定转向普通秩序和一般规矩的历史轮回。价值法则、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这三个法则乃根本法之根本，是宪法本身合法化的基本要素。

哪些是必须改的，哪些是不能改的，从而明确方向，分清纲目，既定元固本，又开拓创新自由即维护人的尊严和福祉。

这样的法则如何论证和阐发，表现着特定国家和文化的理论能力和哲学风格。法律之上若没有法，就像权力之上没有法那样，也是会走向专横和任意的。